他們曾經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，曾經對土地有著深厚的情感。而今，熱火朝天的夏收，卻與他們沒啥關系了。地里種著啥?長勢如何?豐收還是歉收?他們并不關心。洗腳上岸后，他們選擇了另一種活法，也獲得了更多收獲。盡管他們不會放棄土地的承包權，卻也不愿回頭再看土地一眼。他們，便是走出農村，頑強地在商海里覓得商機且自得其樂的一批農民。

　　沒人強求農民必須固守那一畝三分地，但他們中的一些人走得是如此決絕。設想一下，耕作者們如果能有更多收益、更多尊嚴，境況又會如何?

　　他們，和土地若即若離

　　位于匯龍鎮的江蘇啟東市水果批發市場內，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，綠色的西瓜、鮮紅的櫻桃、地產的香瓜，天南地北的各色水果，在討價還價聲中迎來送往，甜美的果香味沁人心脾。46歲的陸雨平，正忙著把磅秤上的一箱箱蘋果往車上搬。

　　“放心，絕對夠秤。”陸雨平擦了擦額頭的汗水，對前來進貨的車主說。35斤一筐，對這位離異的中年婦女來說，每天搬上搬下100多筐，的確夠累。17年前，她讓父母別再種地，到城里來幫她照看水果批發生意。“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!”

　　記者此前在光明村看到過他們家的房子，那座被麥田包圍的平房，大門被一席陳舊的竹簾象征性地擋著，門前堆放的磚塊足有一人多高。磚堆上已長出一棵桑樹，紅紅黑黑的桑葚，無人理睬。家里的地，全部托管給潘廣時了，門前屋后的地荒著可惜，也被小潘種上了麥子。

　　“那磚頭，堆了17年了，本來想蓋房子的。”陸雨平的母親顧炳如說。50歲離開村子，顧炳如與丈夫陸豐除了幫女兒打理水果批發，仍堅持種了10年地，由于身體原因，后來只能種一半的地，到2013年，才把地全部托管給潘廣時。17年，轉眼就過去了。

　　水果批發市場離光明村約16公里。“剛開始騎自行車，兩個小時能到家，后來換了電瓶車，再后來，實在種不動了。”顧炳如說，一家三口，每年能賺十七八萬元，生意一年比一年好，但人也越來越老。“現在只能幫看看門面、收收錢、燒燒飯、洗洗衣，重活是干不來的。”顧炳如和丈夫都很喜歡農村生活，因為“做生意煩心的事更多”。

　　“外孫今年22歲，再過一兩年也要結婚了，到時候女兒有新幫手了，我們就可以解脫了。”顧炳如和丈夫商量著，今年選個時間回村把房子維修一下，為搬回去做準備。“能種多少就種多少，**起碼門前屋后的地，還是可以打理的。”

　　光明村黨總支書記包湯兵曾經說：“那些在工地打工的，過了60歲肯定回來，因為工地不會再雇傭他們。回來后他們還要種地，只是‘白相相’地休閑種，不會以此為謀生手段了。”南陽鎮黨委副書記陸健說：“再過10年，我們這里的農村將有80%的空房戶，會有更多的土地被托管。”

　　他們，不愿再回頭

　　脖子上一條粗大的金項鏈，說話大嗓門，喜歡解開衣領大碗喝酒，在53歲的丁耀身上，找不到太多農民的痕跡，他已經融入了小鎮生活。18年前，丁耀和妹妹一起離開光明村，落腳南陽鎮農貿市場，辦起了一家面點加工店。這家加工店，至今沒有店名，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做生意。

　　和很多農貿市場一樣，南陽鎮農貿市場也是灰頭土臉的。中午時分，沒有顧客，丁耀的愛人獨自包著圓子(類似于湯圓，但餡的種類比較多)，面前有四盆餡，分別是紅棗的、豆沙的、蘿卜絲的、芝麻的。包好蒸熟，傍晚就有顧客上門了。

　　丁耀早些年花6.5萬元買下了這間門面，一樓做生意，二樓住家。聽說村里來人，丁耀80歲的老母親慢慢下樓打招呼。老支書袁兵她還認識，現任支書包湯兵，她怎么也想不起來，只好笑了笑。

　　丁耀家4.8畝承包地，已全部托管給潘廣時，除了日常的面點生意，閑時就釣魚、打牌，一年下來，全家純收入能有15萬多元，丁耀顯得很滿足：“現在只想再賺些錢，為在上海工作還沒出嫁的女兒多準備些嫁妝。”

　　劉衛星的生意做得大。久隆鎮世紀華聯超市的面積足有1200平方米，貨架上的商品琳瑯滿目，超市的“主人”，便是67歲的劉衛星。22年前離開光明村后，他就一直在各個鄉鎮輾轉經營超市，再也沒想過種地的事。

　　“我種過地，種過大棚蔬菜，都是兄弟姐妹們留下來的地。”劉衛星兄弟姐妹共7人，大哥原來是啟東市商業公司的經理，擇機把劉衛星帶了出來。“做生意肯定掙得比種地多得多。”劉衛星說，離開土地時，是義無反顧的。

　　生意并非一帆風順。剛開始在匯龍鎮(啟東市政府所在地)幸福街做食品批發，然后到城南菜場附近開了家小超市，后來又到和合鎮，2013年年底落腳久隆鎮。“哪里房租便宜，我就去哪里，在和合鎮待的時間**長，足有11年。”

　　劉衛星跑不動了，也不想再到處跑了，他租下200多平方米的門面，并在門面后面投資100萬元建彩鋼房，辦起了目前的大超市。“現在光吃飯，不拿工資。”劉衛星前幾年開始做女兒女婿的助手，幫他們看看店，不再管具體經營了。偌大的超市，記者看不到幾個顧客。“久隆鎮周邊不足2萬人，超市就有3家，競爭太激烈了。”他搖了搖頭說，“沒辦法，其他地方房租太高。”

　　“還準備回家種地嗎?”“種地?”瘦小的劉衛星透過眼鏡片奇怪地瞄了記者一眼說，“我連宅基地上的房子都賣了。”從45歲開始棄農經商，劉衛星就沒想再回頭。“以前辛辛苦苦種地，每畝收個三四百斤油菜籽，就已經很開心了，但實在賣不了幾個錢，種地收入不到我經商收入的十五分之一。”

　　女兒結婚后，劉衛星將名下的財產悉數歸了女兒，可以說是“上無片瓦、下無寸土”，目前在鎮上還只是租房住。但他覺得，女兒女婿成長起來了，也就足夠對自己交代了。這地，肯定是不種的了。

　　“開著奔馳”去種地?

　　“歷朝歷代，農民都是處于**底層的，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。”對于丁耀和劉衛星等人的選擇，陸健顯得很理解。“以前農民一輩子被束縛在土地上，現在有了一定的自由度，外出打工經商的越來越多，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，很多人不愿再種地，哪怕在工地上搬磚，也比種地強。”

　　在這里，沒有幾個人會為自己農民的角色而驕傲。69歲的朱錦榮，托管著3000畝土地，是啟東本地首屈一指的種糧大戶，對那些從外地到啟東的種糧大戶，交集頗多，了解頗多。“很多連云港人在這里種地，賺了錢，都是開著轎車回家，很有面子。他們回到老家后都不種地，大多買了門面做生意。”朱錦榮說。很明顯，他們希望以一種更光鮮的身份在家鄉亮相。

　　對于自己的未來，朱錦榮希望兒子嚴冬(隨母親姓)回來接班。老支書印耀輝認為不現實，記者也認為不可能，便去向嚴冬求證。

　　“父親老了，我肯定會回家接他的班的。”嚴冬毫不猶豫地說。嚴冬目前在啟東濱海園區經營著一家賓館、一家手機店和一家KTV，3家店每年的利潤和父親的3000畝地收入相當。朱錦榮每天騎著電瓶車在田間地頭查看墑情、作物長勢，兒子嚴冬則開著奔馳做業務。生活方式不同、生產方式不同，離開土地那么久的嚴冬，果真會回來接朱錦榮的班嗎?

　　“父親積累了那么多農機資產，需要有人接手。而且，規模化種植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，而我現在的生意，競爭太激烈，說不定哪天就被別人擠垮了。”嚴冬極力想證明自己未來的選擇，“可以開著奔馳種地嘛。”

　　誰說不能開著奔馳種地呢?開上奔馳后，還有幾人能安心種地?與嚴冬年齡相仿的潘廣時，因為沒有父輩打下的基礎，目前仍在靠規模化種地挖掘自己的第一桶金。曙光就在眼前，但問及潘廣時對子女的希望時，他說：“當然不希望他們將來去種地。”

　　題外話

　　不管是在外經商的農民，還是在村里種地的大戶，對土地都談不上眷戀。很多人有了更多訴求，不再滿足于“耕者有其田”，而土地的含金量沒有上升，人們經營土地的能力也沒有得到理想化的提升。

　　首先，土地規模化經營面臨障礙。和很多地方一樣，啟東市每戶農民的承包地，被碎片化地分散在各處，一個村只要有幾戶農民不愿被托管，就會影響到整村的規模化耕種。記者曾問及光明村和南陽鎮的領導：可否在一個村先行試點重新劃分土地?地畝不變，戶頭不變，只是將分散的土地集零為整。得到的答復是“不可能”。

　　“我們知道農民的訴求，但上面沒有相關政策，誰敢輕舉妄動?”陸健說，“老百姓都上岸了，干部還在河里摸石頭。”他也屬于“假裝”摸石頭的干部，他不敢去再造一個“小崗村”，只能等。記者感到莫名的悲哀。

　　其次，職業化農民的成長剛起步，對土地的管理仍相當粗放。比如，潘廣時的陽光合作社成員之間并沒有分工，忙時集合閑時散。潘廣時既是社長，又是農機手，還是機修工，種地基本憑經驗。

　　不是他們不想學習，而是不知道去哪里學習。種田大戶曹燕飛就向記者抱怨，他們的種田知識，除了經驗，就是自己從電視、報紙上學的，那些所謂的專業培訓、科技下鄉等，“好多都是走過場。”

　　糧食安全，耕地保護，農民的獲得感，職業化農民的培養，未來值得回憶的鄉愁，都非常重要。但理想與現實，還存在很多脫節的地方。